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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隋唐官印:佩戴變匣裝

　　隋代由于紙張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，公印不再局限于簡牘上所能取得的狹小平面，于是印的邊長從2.3厘米左右(秦漢一寸)猛然增大到5.4厘米左右(約合隋二寸)。由于印體加大，公印不像秦漢時期那樣刊刻職官名發給官吏本人佩戴，而是轉為發給以官吏為代表的官署，完成了由職官印向官署印的轉變。公印不再佩戴而變為匣裝，置諸衙署。

　　武則天時因覺得“璽”與“死”近音(也有說法是與“息”同音)，遂改稱為“寶”。唐至清沿舊制而“璽”“寶”并用。唐宋時期印章的憑信功能得到進一步強化，為了使鈐蓋在紙、帛文書上的印記更加清晰可識，官私印均大量采用朱文形式，以求其清楚、醒目。隋唐官印尚線條流動，到了宋、金時代，形成了一種以小篆文字為基礎而一概筆畫折疊盤曲之法的“九疊文”入印，形成了過分夸張和變形的官印樣式。自宋代開始，還形成了一種以個人名號花寫而制成的“花押印”，目的是使他人對自己的簽押憑信不易模仿。

　　由于唐、宋時期書畫藝術的發展，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書畫，出現了收藏鑒賞印。詩人陸龜蒙在《戲題襲美書印囊》詩中說:“鵲銜龜顧妙無余，不愛封侯愛石渠。應笑休文過萬卷，至今誰道沈家書。”他認為印章藝術的妙趣，勝過沈約的書。從此以后，印章的用途，開始由實用走向了藝術的道路。

　　兩宋時期，與中原漢族政權對峙的皆為少數民族政權，在相互征戰的過程中，印章也出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。靖康之難后，宋朝官員倉皇南渡，印信多有遺失。南宋又重鑄公印，不過在印文前“加‘行在’二字，或冠年號以別新舊”(《宋史·輿服志》)。而在金建國之初，則使用征遼伐宋過程中掠去的遼、宋官印。正隆元年，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，追繳襲用之遼、宋舊印。金朝末年戰事頻繁，只好擴大軍隊，增設軍官，致使同一軍職和同級軍事機構的公印數量激增，同一名稱公印只好按順序編號。編號有兩個系統，即五行系統和千字文系統。